公司配资最新诺奖得主阿西莫格鲁谈特朗普政策和马斯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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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诺奖得主阿西莫格鲁谈特朗普政策和马斯克

6月7日，在“第七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暨《政府与市场经济研究》创刊发布会上，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进行了分享。

阿西莫格鲁认为，西方传统的理论已不足以支撑21世纪的复杂治理。他提出必须重视并强化“行政国家”（专业官僚机构集群）和“公民社会”这另外两大关键支柱。专业机构的独立性与使命感是其效能的核心，而健康的公民社会则是民主活力的源泉。当前美国面临的“机构高度政治化”（如特朗普推动的“行政化总统制”对FBI、司法部等的渗透）正严重侵蚀着这一根基。

阿西莫格鲁强调，驱动公务员高效、负责工作的核心动力并非简单的市场激励，而是对机构核心使命的信仰与承诺。埃隆·马斯克以“效率”为名对NIH、NSF等机构的随意预算削减和人事动荡，本质是破坏这种使命感的“意识形态攻击”，将导致人才流失、投入减少和机构能力的长期衰败。

经济学家常诟病政府“低强度激励”问题，阿西莫格鲁认为，在政府领域盲目套用市场化的强激励机制（如高薪挂钩绩效）是危险且无效的，易导致目标操纵、忽视复杂职责（多任务困境），且缺乏市场淘汰机制进行惩罚。他主张遵循“丁伯根法则”（一个目标对应一种主要工具），通过清晰界定和聚焦各机构的单一核心使命来建立更有效的内在激励。他批评拜登政府的进步主义议程模糊了机构职责边界。

阿西莫格鲁并非反对监管，而是呼吁“聪明监管”。他主张大幅削减低效、过度的微观规制（如繁琐的职业执照、无效的平权条款、冗长的项目环境审查流程），认为应对气候危机等挑战应依靠碳税和绿色补贴等市场机制。省下的资源和精力应聚焦于真正攸关未来的战略性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AI）。他强烈主张效仿NIH模式，建立独立的“联邦人工智能机构”，汇聚顶尖专家，资助关键研究，协调跨部门资源，探索有效监管框架，以驾驭AI这一潜力巨大但风险极高的变革性技术。

阿西莫格鲁认同AI需要专门的监管机构，并要保持该机构在独立与负责中实现平衡。阿西莫格鲁强调，专业独立性是基石，要免受总统直接控制或国会日常干预，但也必须与严格的、透明的问责机制相结合（如定期审查），以防止权力滥用，在独立与民主责任间寻求精妙的平衡。

以下为问答实录：

问：谈及在经济学的版图里，政府机构处于什么位置？其重要性何在？

阿西莫格鲁：我认为现代共和政府理论可以追溯到孟德斯鸠以及《联邦党人文集》。

但我认为这里忽略了两个关键支柱，而这两个支柱随时间推移愈发重要。原因在于18 世纪的人们不可能预见各州将承担如此沉重的公共服务职责，各州必须提供公共服务并且将深度介入公民的日常生活。因此另外两大支柱是行政体系所有负责执行政府众多职能的机构——比如美联储、联邦调查局，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他们负责证券与交易监管，还有能源部、环保署等。在我看来，这里的行政人员也被称为“行政国家”或政府机构，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行政机构也拥有一定独立性。比如在英国，这种独立性之所以能够保证，原因在于任命极少。大多数工作人员将成为职业公务员，他们将在机构任职作为终生的事业。在美国，这些机构一贯受更大的政治影响。

但眼下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机构高度政治化的局面。事实上这也并非毫无缘由公司配资，因为特朗普的更宏大的议程就是要塑造所谓的“行政化总统制”。一个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势总统。在强化行政权力的过程中，他也试图增加个人权力。既包括他的行动自由，也包括在自己及家人卷入腐败行为或任意行径时获得豁免等等。

因此这正是他的议程，这也解释了为何这些机构的走势至关重要。也正因如此，他在向FBI、司法部或证券交易委员会等机构任命亲信时，人们会感到非常担忧。

问：埃隆·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大幅削减了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包括教育部、NIH，这对美国的创新意味着什么？马斯克到底做错了什么？

阿西莫格鲁：首先NIH与NSF对美国创新至关重要。美国国际开发署当然算不上创新机构，它确实有许多低效之处，但对美国的软实力却十分关键。因此我认为埃隆·马斯克的做法是一种意识形态攻击。但我认为归根到底，即便他宣称引入了最顶尖的技术专长与硅谷风格，事情的本质是他还是在破坏制度，并加剧了过程的随意性。使得谁能够成为并留任公务员的决策更加专断。这将严重削弱这些机构的未来。这些机构之所以能够运转，正是因为它们保持独立。这种独立性源于何处，它们肩负使命，人们也信仰这种使命。

当你真正进入联邦贸易委员会，与那里的同事交流，你很难听到有人说“联邦贸易委员会无所谓”“它无关紧要”“我们不在意”“这不过是走过场”……人们真的相信，比如说，我们必须处理垄断问题，兼并问题……这些事必须做，并且要做好。这种使命感极其关键，这正是埃隆马斯克正在影响的下一代人。他们将不会积极前往联邦贸易委员会或美国国际开发署或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即便他们去了那里，他们也更可能想，我随时可能丢掉工作，那我就少为组织投入，我要提升外部机会。

问：在使命感之外，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背后还有什么重要的激励？你认为怎样做才能给政府机构带来更好的激励？

阿西莫格鲁：我认为经济学家们在讨论激励作用时，通常把所有政府机构当作低强度激励的例子。如果你是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你拥有非常强烈的激励。你的期权薪酬和未来前途将随着公司表现大幅提升；如果你是比如说在车辆管理局工作，即便你办事更快更友好，服务好公众，你也得不到大幅加薪，因此激励并不强烈。当然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大家认为那种情况下，激励容易被操纵，或存在多任务问题。如果赋予你强烈的激励，你可能会牺牲工作质量。在市场体系里这种行为会受惩罚，在政府机构则难以采取惩罚措施。因此这就是为什么不应该盲目地去提高机构内部的激励力度。

但关键在于招募合适人才，并确保他们使命清晰，在这种使命感内，明确激励机制。其中一种方法是，经济学家也对此有研究，这就是所谓的有时被称为“丁伯根法则”，需要明确使命，一种工具对应一个目标。因此不要试图用，例如，用环境政策来同时实现七个目标。如果你那样做，首先这并非最优，你无法仅靠一种工具就完美实现七个目标。其次，你也会混淆激励，公务员和官僚的激励。因此明确使命意味着，联邦贸易委员会只关心竞争问题，他们无须操心，比如平权行动是否有成效，弱势群体状况良好或环境议题。我认为这正是拜登政府彻底搞乱的地方。在他的进步主义议程下，各个机构应该做哪些事这一界限被完全模糊了，诸如此类。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努力厘清这些事项，从而获得更清晰的使命感，并建立更好的激励。

问：如果你站在埃隆·马斯克的位置去改革政府机构，你会怎么做？你会提升政府机构的预算吗？

阿西莫格鲁：我想可以这样说，有很多事情监管已经走向过度，我们需要削减这些规定。举个例子，比如我们是否面临气候危机，是否存在气候变化问题？是的。但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方式是制定大量法规吗？来审查环境，审查每个建筑项目细节，每条道路工程，每套供水系统，当然不是。正确做法是征收碳税，并对绿色技术提供强有力的补贴，这才是解决之道。同时取消所有繁琐规定，包括取消平权法案相关规定，诸如此类的限制。因为这些规定毫无作用，还要废除所有执照要求。为什么美国需要如此复杂的执照制度，来限制理发师或按摩师。

所以我认为，应该说，需要监管，但监管应聚焦重要领域。我们需要人工智能监管，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我知道有的人说，中美对人工智能毫无监管，这完全不对。中国对人工智能实行严格监管，美国却缺乏监管。真正需要监管的是人工智能领域，而不是谁能成为按摩师。这样做可能省不了多少钱，这些项目本身并不昂贵，但这将释放私营部门，让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

问：你是否会建议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一个新的独立部门来专门应对AI，对其进行监管？

阿西莫格鲁：在我看来几乎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是一项变革性技术，它将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也相信，人工智能既可能非常有用，也可能极其有害，因此人工智能的走向仍未确定，它将取决于监管制度安排，研究方向，以及各家公司采取的做法，竞争的强度，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反垄断工作等等。所以针对人工智能领域建立合适的制度框架极为重要。这就是我主张的原因，削减其他种种规定，但要认真思考人工智能，也要思考社交媒体，这些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议题。

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机构，一个联邦人工智能机构，就像我们有国家卫生研究院那样一个综合性组织，汇聚最顶尖的专业知识，在那里得以培养，并形成合适的人工智能资金机制，以此用于支持那些社会效益高但私营部门投入不足或需要额外关注的研究。此外，还要有一些项目把例如能源部、教育部等其他机构等人才汇聚在一起，快速提升他们的专业能力，并思考合适的监管方式以及市场机制能否奏效，哪里行得通、哪里行不通，这正是我会提出的方案。

问：你认为这个管理AI的政府部门要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独立性？

阿西莫格鲁：在我看来，想想美联储，美联储非常强大，货币政策影响巨大，人们担心即便美联储出于善意，他们可能会利用货币政策扶持某些大银行或股市，就像金融危机期间那样，所以确实也需要问责机制，因此需要一种微妙的平衡，使美联储独立运作，无需事事请示，但要定期接受审查，审查需要严格并且透明，且由其他政府部门来执行。

问：改革财政部能否解决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

阿西莫格鲁：我不认为仅仅通过重新设计财政部就能真正解决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改进制度，如果你看看公众对制度的信任度，那是非常低的，你再看看各机构的独立性，运转得并不理想。因此我赞成美国推进一项重大改革。这短期内不太可能实现，但应向比例代表制改进。

问：是否可以按照美联储的模式或通过实现拟定契约来改革财政部？

阿西莫格鲁：美联储有明确授权，财政部却不可能有明确授权，规定具体开支额度，支出决定，会随时变化，这就是问题所在。

世界过于复杂，例如，如果我们在2018年写下契约，当时会包含应对疫情的条款吗？我们当时不会想到疫情。为什么美国经济现在表现远好于欧洲。我认为是因为相比欧洲，美国在疫情期间更加充分有效地运用了财政政策。

问：美国的州和地方政府缺乏刺激地方经济发展的热情，问题何在？从税制角度看，他们的收入大多来自从联邦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这是造成问题的原因吗？

阿西莫格鲁：转移支付如此重要，而各州差异巨大，这一事实是关键因素。财政联邦制是一项重要组成，对美国而言，有时能发挥良好作用，有时则效果不佳。我认为各州有时陷入逐底竞争这类政策，有时又过度监管。但我认为，考虑到美国的规模和多样性，州的体制、联邦的体制至关重要。

在美国，人们忙于试图监管各类事务，所以，在我的新书中我举了一个例子，中国有世界最大桥梁，它是如何建成的，以及我们这里本地桥梁的修缮，修缮耗时是前者的三倍。比建造那座世界最大桥梁多出三倍时间，这正是你指出的问题。但这又回到了这套监管，由多届政府接连造成的泥淖，其中部分来自地方，部分来自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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